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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元好问过继叔父元格；七岁能诗，十四岁从学郝天挺，六载而业成；兴定五年（1221）进士，不就选；正大元年（1224 ），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历镇平、南阳、内乡县令。八年（1231）秋，受诏入都，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转员外郎；金亡不仕，元宪宗七年卒于获鹿寓舍；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诗词风格沉郁，并多伤时感事之作。其《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作有《遗山集》又名《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

该诗论《敕勒歌》，言简意丰，后人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或以为它体现了诗人崇尚壮美、豪放浑朴的诗学思想，或以为它体现了诗人重视民歌的倾向，或以为它体现了诗人的南北之见。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究竟这首诗的中心意旨是什么？还值得我们思考。
在此之前，《论诗三十首》分别论及“汉谣魏什久纷纭”、“曹刘虎啸坐生风”、“邺下风流在晋多”、“纵横诗笔见高情”等方面，侧重慷慨刚健的诗歌传统。第七首论及南北朝，所谓“慷慨歌谣绝不传”，是说这一传统至此被中断，“慷慨歌谣”即前此所论的“汉谣魏什”、“邺下风流”等等。在元好问看来，只有《敕勒歌》是个例外，尚存前代慷慨之风。“穹庐一曲本天然”，“天然”不仅指风格的自然质朴，还指《敕勒歌》这类作品，并非人为努力的结果。《敕勒歌》是北齐武臣斛律金所唱的一首鲜卑语民歌，后译为齐语，得以广为流传。“本天然”的“本”字，接在“慷慨歌谣绝不传”之后，强调《敕勒歌》本来是首“天然”之作，言外之意，《敕勒歌》得以流传，是很偶然的，这类作品之少，也是很可惜的。“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是由此而引发的联想。所谓“英雄气”，绝非指一般的英雄豪杰之气，因为这方面中州并无优势，而是指中原刚健豪迈的文学传统，也就是“慷慨歌谣”、“汉谣魏什”、“曹刘虎啸”之类。“也到阴山敕勒川”的“也”字，表明它针对的是萧条冷落的北方文学，目的是要为北方文学争得应有的地位，意思是说，北方不是文学沙漠，也有与中州“英雄气”相通的文学作品。
如此看来，该诗主要是就《敕勒歌》来论述北方文学的地位。那么，元好问为什么会作此论述？这有其必然性。
首先与元好问的北人身份相关。他是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古属并州。乡曲之私，人所难免。对家乡为数不多的先贤及前代名作，他自有一份特殊的情意。如刘琨曾担任并州刺史，元好问则说“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论诗三十首》之二），有意强调并州二字。《敕勒歌》是他家乡一带的民歌（敕勒川在山西雁北一带，可泛指黄河以北地区），且是鲜卑语民歌，与出于拓跋魏的元好问多了层民族渊源，故而元好问对它情有独钟，特加誉扬。可贵的是，元好问能够恰当地把握分寸，虽以《敕勒歌》“自张门面”，但没有盲目自抬身价，以一首《敕勒歌》与人争高低。在诗中，“中州万古英雄气”仍是文学中心，敕勒川只是它辐射到的外围。面对历史，元好问坦然承认北方文学的不足，“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来一乐天”（《感兴四首》之二），“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粪火边”（《论诗三首》之一），可见他并没有“尽私其乡曲”①。翁方纲《石州诗话》卷七谓此诗中的“中州”，如《中州集》之名一样，寓有讥斥南宋偏安之意，不妥。《中州集》以“中州”指代金国，与南宋相对，或许有此含义，而此诗中的“中州”与偏远的“阴山敕勒川”相对，指中原内陆地区，可不必深究。
其次与当时中原文化中心北移的文化背景相关。至金代，文化中心从北宋时的中原转移到北方②，这促使元好问思考北方文学的传统，为当代北方文人从长期占居主导地位的中州文化优势中争得应有的地位。《敕勒歌》是北人引以自豪的作品，故遗山取而论之。

lùn shī sān shí shǒu
论诗三十首

kāng kǎi gē yáo jué bù chuán, qióng lú yī qǔ běn tiān rán.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zhōng zhōu wàn gǔ yīng xióng qì, yě dào yīn shān chì lēi chuān.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